巴米揚石窟

在大唐東都洛陽，陸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一場與絲路有關的展覽正在洛陽博物館低調進行。這是從地中海到中國——平山郁夫藏絲綢之路文物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之后，洛陽是巡展中的一站。

近200件（套）地中海地區絲路文物訴說著東西方遙遠而深切的關聯。而這些精美的遺存，穿越2000年，跨越6000余公里來到絲路起點，也在向此地的人們昭示著某種隱秘的聯系。這個聯系就是犍陀羅。

龍門石窟

《大唐西域記》記載：唐玄奘往西天取經，途經“健馱邏國，東西千余里，南北八百余里，東臨印度河”，此即犍陀羅佛造像發源地。

犍陀羅是人類文明的熔爐，印度文明、伊朗文明、希臘文明，以及草原文明在這里相遇、碰撞和融合，造就了獨一無二的犍陀羅文明。

犍陀羅，被稱為“佛像的故鄉”，是佛教的飛翔之地，公元2至3世紀，佛教在犍陀羅獲得了革命性的發展和再造，達到鼎盛。犍陀羅藝術吸納了大量不同文明的符號、理念，造就了其世界主義的面貌和特征。后來在東亞文明中呈現出來的佛像、菩薩像、佛教視覺藝術作品，都深深打上了它的烙印。

佛陀立像  公元2-3世紀平山郁夫藏

犍陀羅藝術沿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在漫長的歷史融合和淬煉中與中華文明相結合，煥發出東西方文化交融之美。

本期大河報文化周刊《河之洲》在絲路的起點解讀絲路那端的犍陀羅藝術。

東方造像為啥長著一張“希臘臉”？

洛陽博物館向南十余公里，便是龍門石窟。自隋唐宋400余年間的大規模建造留下眾多造像，成為中國佛教造像藝術的經典聚落。

正在洛陽博物館舉行的從地中海到中國——平山郁夫藏絲綢之路文物展中，有些來自中亞的佛造像，長著希臘面孔，高鼻深目，須發卷曲，肌肉飽滿生動，立像則體態健碩強韌，與龍門石窟佛造像迥異。早期佛造像的那種宗教神秘色彩在龍門石窟越來越淡，已自然而然地與中華民族傳統藝術有機地結合了起來。這是一個突破性的變化，而這個變化過程的孕育是漫長的。解析這個漫長的孕育過程，必須走向佛造像的源頭。

絲綢之路兩端，一個是被譽為佛教藝術起源的犍陀羅藝術，一個是東方佛教藝術寶庫，2000余年后，在洛陽相遇。

犍陀羅浮雕“大光明之神變”

前世

  最初的模樣

從事犍陀羅藝術及絲路藝術品收藏研究的鄭州人劉征，關注犍陀羅十年之久，多次深度探訪中亞、西亞等國家，他用一句話給大河報·大河客戶端記者概括解釋犍陀羅藝術：“佛教藝術史上第一次出現人形具象的佛造像。”

“佛陀涅槃約500年后才出現造像。”劉征說，在原始佛教的創立之初，佛像并不存在。那一時期的佛教藝術用一些象征的載體，譬如用足印代表佛的修行之路，以菩提樹表達覺悟，用蓮花座代表世尊本體，用法輪象征佛傳授的理論等。“原始佛教在起初是沒有具象化的造像，就是為了防止偶像崇拜。”建于公元前2世紀至前1世紀的巴爾胡特圍欄浮雕及桑奇大塔塔門保存了大量這樣的作品。這種“看不見的佛陀”，是佛教藝術發展的重要階段。

公元前4世紀，希臘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將希臘雕塑藝術帶到了東方，在今天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代，和起源于印度的佛教邂逅，最終在大月氏人建立的貴霜王朝統治下，誕生了世界上最早的佛造像藝術。今人看到的佛像均來源于犍陀羅，其雕造技法直啟后來的敦煌石窟、云岡石窟等。

劉征的犍陀羅造像藝術探訪之旅，科尼亞博物館見到古羅馬石棺——犍陀羅藝術的來源之一。受訪者供圖

犍陀羅是一個地域名稱，它是古印度十六國之一，在南亞次大陸西北部地區（今巴基斯坦北部及阿富汗東北邊境一帶）。犍陀羅梵文意為“芳香之地”，在法顯的《佛國記》中，稱它為“犍陀衛國”；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稱之為“健馱邏國”；《續高僧傳》中意譯為“香行國”。它是古印度16國之一，作為一個國家的概念，早期佛教經典里面，譬如《大史》《增支部經典》都有記載。

而不同政權、民族、文化、信仰輪流占領，皆在犍陀羅地區留下印跡，東西方不同國家的美學、藝術與技法，最終成就了這一獨具審美價值與歷史文化價值的混血美神——犍陀羅藝術。

英國考古學家約翰·馬歇爾在《犍陀羅佛教藝術》一書中將犍陀羅藝術分為前后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世紀末到140年，這個時期，佛像在佛傳浮雕中的地位并不突出，較多地吸收了希臘式雕像和浮雕的風格。現存最早的犍陀羅藝術的佛像約作于1世紀中葉，其中形象皆用當地流行的希臘風格表現，僅頭部雕有光輪以顯示其神圣。那一時期的佛像在臉型、衣著上依舊是希臘化的，但神態莊嚴，頗具佛教精神。第二階段是140年到230年，這個時期，出現了單體造像。這些造像一般高3~4.5米，已經成功熔印度﹑希臘、波斯、羅馬、中亞草原地區風格于一爐，形成獨具一格的犍陀羅風格。其特色是面容呈橢圓形，眉目端莊，鼻梁如劍一般高而長，頭發呈波浪形而有頂髻；身著希臘式服裝，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佛及菩薩像有時帶胡須等。

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佛造像的眼瞼漸漸低垂，面部線條慢慢僵硬，袍服越來越緊貼，軀干本身也越來越抽象，呈現出東方化、神秘化的發展軌跡。

迦膩色伽“佛陀”字樣金幣

  東傳與演變

一提到佛教東傳，我們都會說是東漢明帝時期的白馬馱經。公元64年，明帝夜夢金人。大臣告訴皇帝說，你夢見的是西方的佛陀。因此，明帝就派人到印度去尋找佛經，結果，在犍陀羅地區，使者遇到了高僧攝摩騰、竺法蘭，于是邀請來漢地傳播佛教，并在洛陽建立了第一個寺廟——白馬寺，攝摩騰還翻譯了《四十二章經》。

中國進入漢朝，正是犍陀羅文化全盛時，佛造像隨佛教文化沿著陸上絲綢之路，一路向東進入中國，與東方文化相融合。

絲綢之路沖破了一個又一個封閉的文化圈，當這條最初的商路連通了阿富汗的巴米揚時，因為地理位置的重要，印度、西亞與中亞的文化在這里交會碰撞。佛教，很快就融入了這巨大的文化交流的洪流中，產生了著名的巴米揚石窟。巴米揚石窟擁有兩項世界之最，巴米揚石窟是現存最大的佛教石窟群，巴米揚大佛則是世界上最高的古代立式佛像。

犍陀羅一直是絲綢之路的要沖，玄奘在他的《大唐西域記》中記載了犍陀羅國那些殘破衰亡的佛教遺址。據《大唐西域記》卷二載，犍陀羅國的疆域，東西約千余里，南北有八百余里，東臨信度河(今印度河)，都城名布路沙布邏，王族絕嗣，隸屬迦畢試國，市井空荒，人煙稀少。可見國力曾鼎盛一時的犍陀羅國，在7世紀玄奘大師西行之時，不但已荒廢沒落，且已臣屬于他國。

佛教藝術傳入中國，有一個清晰脈絡。從犍陀羅—敦煌石窟—云岡石窟—龍門石窟的源流看，犍陀羅藝術的輸入，漸次演變，到了南北朝時期，佛造像已中國化了，說通俗點，造像完全按照中國人的形象來塑造了！

建于北魏時期的云岡石窟，便明顯可見犍陀羅風格的影子，可以說，犍陀羅藝術是我國佛造像的源頭。

孝文帝遷都洛陽，龍門石窟開鑿，歷經魏、齊、隋唐、宋代400余年大規模打造，所以在龍門石窟中的造像已經完全被中國文化所吸收內化，更富東方氣質。而后，佛教藝術隨著唐朝文化一路向東，進入高麗、日本。

“應當說，犍陀羅是佛像藝術的本源、根源，而后從這里向東，向西，向南，向北，生發生長。它是一個藍本。”劉征說。

今生

 文明的“遺孤”

 地理位置的得天獨厚，帶來的卻是兵戈不斷，地質特點又導致地震頻發，犍陀羅自誕生起，命運多舛。隨著時間的流逝，犍陀羅這個混血的文明之子，在今天似乎成了失孤的棄兒，無所依歸。

一個最有代表性而極令世人痛惜的極端案例，便是巴米揚大佛的遭遇。巴米揚大佛位于阿富汗巴米揚省巴米揚市境內，深藏在巴米揚山谷的巴米揚石窟中，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歷史。中國晉代高僧法顯和唐玄奘都曾親往瞻仰真容。2001年3月12日，大佛遭到塔利班政權的殘酷轟炸，面目全非。

對戰亂地區的犍陀羅遺存，劉征用了一個詞——“孤兒”，失去守護，任人荼毒。

近世當地戰亂不斷，民生尚不安穩，文物遺存更是完全失去保護。“被毀壞的速度驚人，令人觸目驚心。要看，趕緊去。”劉征的緊迫感越來越強烈，近兩三年，他已經走過了十幾個中西亞國家，就為了探訪犍陀羅遺跡和古絲路遺跡遺存，“它們太脆弱了，不知道哪天就不復存在了”。

  收藏界新寵

最近幾年尤其是從去年開始，相關的展覽多起來了。去年河南博物院的“佛像的故鄉——犍陀羅佛教藝術展”、鄭州博物館的“阿富汗國家寶藏”鄭州站展覽等都與犍陀羅藝術有關。

正在洛陽博物館舉行的這場絲路文物展，展品來自日本藝術家兼學者平山郁夫，他畢生致力敦煌文化保護，進而探源至犍陀羅地區并大量購藏，才有了今天的重量級呈現。“經購藏進入博物館，是犍陀羅以及其他文物遺存的終極理想歸宿。”這是眾多研究者與藏家的共識。

對于中國藏家和公眾來說，有“希臘風格佛教藝術”之稱的犍陀羅相當陌生，劉征介紹，其實在國際上很早就開始犍陀羅的研究和收藏了。

19世紀末，英國考古學家對當時處于英屬殖民地轄區內的犍陀羅遺址斯瓦特、白沙瓦等地區進行了考古發掘，并確定其為佛教造像藝術的起點。之后大英博物館大量收藏。

在日本，早在100年前，日本的中山商會就開始購藏犍陀羅，但規模不大。上世紀70年代，有一些美術界先驅如平山郁夫因佛教探源去阿富汗、巴基斯坦采風，犍陀羅藝術逐漸開始被更多的日本收藏家認知并收藏。大規模的購藏是從二戰后日本經濟崛起，上世紀60到80年代，日本已經超越了歐美的需求量，成為最大的犍陀羅購藏地。

“日本的犍陀羅收藏機構中，比起博物館、美術館來說各地寺廟反而是主力，日本的寺廟很多是私有的，家族式的。”劉征說，日本的美術館、博物館也收藏大量犍陀羅，現有存量從數量到質量品級，世界上屈指可數。世界上最大的單體犍陀羅造像就在日本京都的美秀美術館，2.36米高。

美國大都會早期也大量購藏犍陀羅，在歐美，希臘風的犍陀羅被認為是西方藝術而得到珍視。

參觀以色列的博物館給劉征帶來很大的震撼，“以色列真的是小國不弱，博物館的內容非常豐富，世界各地的文明遺存都有系統陳列，不多，件件精品，相當一部分是購藏”。日本的美秀也是這樣，全是真金白銀購藏的，并且梳理得特別清楚，每一件藏品都得到珍視，得到極好的呈現。

“在今天，犍陀羅已經成為世界級博物館的標配，幾乎世界上任一個有實力的國家的國博，多多少少都會有犍陀羅的收藏。”

犍陀羅作為文明古國的遺存，是非常堅實的概念。而讓孩子們通過參觀博物館，了解世界的歷史，了解人類的文化，而不只是本國的本民族的文化。“世界級博物館，一定是站在人類文明的層面而非以政治分野去建立館藏體系。超越政治范疇和地域范疇，這是博物館的格局與視野，是博物館的自我修養。”

令人欣喜的是，中國國家博物館自去年也開始征集世界范圍的藝術藏品，包括犍陀羅藝術品，我們可以期待國博在不遠的未來，建立起世界文明體系的實物展示序列。

在收藏市場上，犍陀羅的價值仍處于洼地，隨著公眾的認知提升，市場的抬升來得猝不及防,就在兩個月前的東京中央秋拍上,創下犍陀羅拍賣最高成交紀錄。

劉征的委托人參與了競拍，他說，這件拍品出自公元二到三世紀，是件浮雕，名為“大光明之神變”，拍前估價5000萬~8000萬日元，一路激烈競價到2億日元落槌，加上傭金約合人民幣1500多萬元，刷新紀錄。而他的委托人此前也志在必得，最終在1.2億日元時退出了競價。在10月上旬的香港邦瀚斯佛教藝術拍賣上，一尊犍陀羅主佛也拍出了917.5萬港元的高價。犍陀羅藝術已經跨入了千萬級的價格。

市場分析人士認為，犍陀羅藝術長期被低估，隨著佛教藝術拍賣近十年的發展，這一價值洼地正在逐漸受到大藏家們的關注。

將于下月進行的東京中央香港秋拍籌備了熊澤正幸藏犍陀羅造像專場，拍品來自日本知名古董商熊澤正幸舊藏，刷新拍賣紀錄的“大光明之神變”最早便出自熊澤的舊藏，相當令市場期待。

中國大陸藏家和收藏機構近年也陸續進入犍陀羅購藏。“目前主要買家在一線城市，北上廣深等地。”劉征表示。

業內分析，很長一段時間，中國佛教藝術品市場的主流都是藏傳佛教造像，但它在經過了一大波牛市行情后，如今正或多或少遭遇到了瓶頸期，精品難遇，普品下滑，市場正在尋找新的熱點。一方面，漢傳造像這兩年受到的關注度正在提升，而另一方面，買家們開始追根溯源，追逐早期漢傳造像的源頭——犍陀羅。

犍陀羅，混血文明之子，文化遺孤，而今故國不存，唯有那一座座散落世界各地的犍陀羅造像，記錄著東西方文化相融合后的輝煌。